中国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《礼记·学记》在叙述这段历史时,显然足以当时的当代历史角来表述:“是故古之王者、建同君民,教学为先。”意思是说建立国家,管理民众,教育为最优先、最重要的事情。将教育的目的归集于治理国家和民众,这种观念便一直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,与现今常用的口号“优先发展教育,建设人力资源强国”一脉相承。
《礼记·大学》中更进一步将教育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具体表述为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,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,欲修其身者。光正其心严…·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。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并指出大学的目的“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。
西汉确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“国格”观念,如董仲舒倡导“无辱宗庙,无羞社稷”,强调“君子生以辱,不如死以荣”。史学家司马迁将“国”放在旨位,称赞“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的观点。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,19年受尽折磨而不改其志,始终坚持民族气节,留名青史,确立了”忠君”的典范,影响了2000多年来的学人价值取向。
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,在思想文化上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力求使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,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从此在名义上接受儒学,又将儒学当成儒术,作为君本位依的工具,教育由此等而下之,教育的人本值由此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