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结构也是程式与创造的统一。文学体裁、艺术类型在它的长期艺术实践过程中总形成一定的程式规范。所谓“程式”，也就是指前人已创造出来的、有一定规范并得到人们认可的结构模式。如中国古代戏曲就是高度程式化的，戏曲表演的唱、做、念、打皆有严格的程式。在戏剧结构方面也是如此，历来有“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”之说。所谓“风头”，是说戏的开始要强目、惊人，要以鲜明有力的戏剧行动向观众提出总的悬念，以吸引观众的注意。所谓“猪肚”，是指戏的中间要使戏剧冲突充分居开，充分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，使剧情显得充实饱满。所谓“豹尾”，是说戏的结尾，要简洁有力，好像豹尾劲扫，响亮有力，戛然而止，给观众留下咀嚼、回味的余地。这一程式化的要求是戏剧发展的产物，是适应戏表演和观众欣赏需要的，所以有合理之处。剧作家写戏也常常很自然地接受这一程式规范。中国古代格律诗创作，讲究“声律”、“对偶”、“平厌”和句段之间的“起承转接”，也是一种程式化的要求，对创作格律诗的人来说必须遵守。中国古代小说虽没有戏曲和格律诗那样严格的程式化的要求，但也在情节结构技巧方面，形成了一些程式，如所谓“草蛇灰线法”、“绵针泥刺法”、“背面铺粉法”、“横云断岭法”、“欲合故纵法”、“大落墨法”等等。这些程式技法，对中国古代小说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，任何程式都是有局限的，迟早都是要被人们突破的，优秀乙术家的结构都足不扔泥于程式而勇于创新的。五四新文学叙事作品在结构形式方面的长足进步，正是突破传统小说程式规范的产物。西方现代文艺和我国新时期的文艺，部是很重视文学结构的独创性的，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不过，结构的创造必须遵循结构的内在规律，遵循某些必要的可行的结构程式，不能没有限度地任意突破和创造。比如说，写诗，就必须讲究诗的声韵美、意象美、意境美，以此为基础来结构诗的情感线索；写小说，也必须明白小说总是与人物、故事情节有关的，虽然我们可以谈化小说的情节线索，不以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来结构小说，但是，从总体
上说，我们不可能完全取消小说的情节性和故事性，否则那就不是写小说，而是从事什么别的文体创作了。中国古人讲“结构”，常有“死法”、“活法”之辨。所谓“死法”．是说结构是有必须留心的法则和程式规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