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，导致人的品德发展的个别差异，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固然是一个因素，但远不是唯一因素。人的品德水平和品德心理的差异，始终是遗传、环境和教育等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而且，就遗传素质的个别差异来说，绝大多数人之间不是很大的，诚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指出的那样：“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，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。”遗传素质并不对人的品德发展起决定性作用，因为它并没有给人提供现成的品质。而遗传决定论者则片面夸大遗传的作用。汉代大儒董仲舒把人的品性分为“圣人之性”、“中民之性”和“斗筲之性”，并认为“圣人之性”情欲很少，可以不教而为善，“斗筲之性”情欲极多，生而为恶，德教只可用于“中民之性”。我国古代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也曾认为：“性也者，与生俱生者也。”国外也有一些人认为，人的品性是人的“本能的自我扩张”。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：“人自出生以后，一切未来的特性便立即显露出来，无论教师怎样用眼泪和祈祷，威胁和影响去教导他，都没有办法把他的性格从命运的轨道上扭转过来。”美国心理学家霍尔也曾断言：“一两遗传胜过一吨教育。”在我国“十年文革”时期，也曾有人鼓吹过血统论思想，说什么“老子反动儿混蛋，老子英雄儿好汉”等。以上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品德遗传决定论观点，我们必须予以批判。
